中国寓言网 | 会员注册 | 会员登陆 | 会员退出 | 会员列表 | 襄阳汉江网
 
寓言创作大家谈 古代名家 外国名家 当代名家 寓言评论 寓坛快讯 本会信息 寓坛新作 佳作欣赏 作家访谈 校园广场 女性天地 寓言常识
您的位置: 襄阳汉江网 > 中国寓言网>阅读新闻 打印本页


论寓言的文化地位

时间:2005-10-31 17:01:05 来源:中国寓言网 作者:陈蒲清 阅读14114次
 

     一、 寓言是历史悠久、影响广泛的文体

    寓言是一种的历史悠久而生命力强大的影响广泛的文体。从公元前3000年的苏美尔寓言算起,它已经有了5000年的历史。寓言的产生时间仅仅晚于神话与原始歌谣;但是,在科技昌明的近现代,神话早已经失去了产生的土壤,而寓言创作却仍然兴旺蓬勃。寓言的足迹遍布五大洲的各个国家。任何一个发展到了文明社会阶段的民族,它可能没有其它文体品种,而不可能没有寓言。

    东亚“寓言”的词源来源于《庄子》。《庄子·寓言》:“寓言十九,藉外论之。”郭象的注解“十九”说:“十言而九见信。”可见,庄子认为寓言的特点是假借另外的事物以说明道理,寓言说理的成功率非常大。可惜,庄子没有强调寓言的故事性,以致古人把寓言理解得过于宽泛,甚至把寓言等同于一般的比喻或者抒发理想的作品。

     西方寓言主要有四大类型:1、fable型:以伊索寓言为代表,大多是拟人化的动物故事。如:<狼和小羊>。fable这个词有寓言、童话、神话的含义。  2、Parable型:以《圣经》寓言为代表,大多是人物故事,富有宗教色彩。如:<浪子回头>。Parable这个词有寓言、比喻的含义。  3、Allegory型:一种长篇的双重结构的文体。如:班扬的小说《天路历程》,斯宾塞的长诗《仙女王》。  4、morality plays型:具有寓意或道德教训的戏剧。如: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(Bertolt Brecht) 的寓意剧。这四个类型概括起来,可以称为allegoric tale。

    1902年,林纾、严璩合作翻译古希腊的Aesop’s Fables,取名《伊索寓言》。他们用“寓言”对译fable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,中国人就把“寓言”与fable等同起来。其实,两者并不等同。东亚的“寓言”作品,也有与西方相近似的四大类型。如:中国的<狐假虎威>,韩国的<龟与兔>,日本的<鹳鸟、龙虾、鲸鱼>等,属于fable型;中国的<塞翁失马>,韩国的<舟赂说>等接近Parable型,它们是人物故事,不过没有宗教色彩;中国的《后西游记》(梅子和),韩国的《鼠狱说》(林悌),日本的《河童》(芥川龙之介)等是Allegory型;中国的《中山狼杂剧》(康海)等是morality plays型。那么,东亚所说的“寓言”这种文体,实际上应该相当于英语的allegoric tale。

    日本20世纪初编纂的《大日本国语词典》,已经出现“寓话”这个词。1925年山崎光子翻译的《伊苏普寓话集》出版,正式用“寓话”对译fable。韩国学者孙晋泰编纂的《朝鲜民谭集》1930年在东京出版,也用“寓话”称呼fable型故事。日本与韩国所说的“寓话”,可能基本相当于fable型。

    东西方“寓言”作品的共同特征是具有双重结构,言在此(表层)而意在彼(里层)。也就是说,这些作品具有两大要素:一是故事,一是寄托在故事中的另外的意义。故事可称为“寓体”;作者所寄托的另外的意义,称为“寓意”,或称为“本体”。两要素是必要条件,缺一不可,缺少一个要素就是别的文体。两要素也是充分条件,只要具备它们就是寓言。因此,我给寓言下的定义是:作者另有寄托的故事。

    现代关于寓言的定义非常多。有的定义没有突出主要的本质的特征,而强调了一些非本质的特征。比如:强调“篇幅短小”、“以拟人化的动物为主角”、“虚构性”之类。实际上寓言不一定短小,也不一定以动物为主角;至于“虚构”,则是所有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。寓言创作的关键不是一般的所谓“虚构”,而是巧妙地处理故事现实之间的距离,或是拉开与现实的距离,或是拉近与现实的距离。只有距离适当故事,才能使读者感到是“另有寄托”。寓言的故事大概可以分两类:一类是人物故事,这类故事应该写得“荒诞”,即《庄子·天下》所说的“悠谬”、“荒唐”,以拉开跟普通人物故事的距离,使读者觉得故事中蕴涵着另外的意义。如:庄子寓言<运斤成风>,拉封丹寓言<父子卖驴>,卡夫卡的寓言小说《变形记》。一类是非人物故事,这类故事应该拟人化,以拉近跟人类的距离,使读者觉得这是“使唤动物来教训人类”(拉封丹)。如:伊索寓言<北风和太阳>,佛经寓言<猴子捞月>,韩国寓言<老鼠善窃>。

    寓言不一定短小,但是大多数短小。然而,它的容量不小,可以容纳许多东西。严文井先生把它比作魔袋。用佛教的话说就是:“纳须弥于芥子。”“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乾坤。”我们认为寓言在人类文化中有四个方面的巨大作用:人类群体文明进步与个体成长的启蒙作用,人类各种精神文化成果的载体作用,展示各民族文化特征的橱窗作用,国际文化交流中的轻骑作用。这四个方面奠定了寓言的文化地位。

    二、 寓言具有启蒙或桥梁作用

    人是文化的动物。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,文化的本质是完善人类自身,从而使人类更好地适应环境。寓言在完善人类自身方面曾经起过并正在起巨大作用。

   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初期,寓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助产士,对人类群体有启蒙作用。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·卡西尔《符号形式哲学》认为,人类自身的发展有三大里程碑:语言的产生——神话的繁衍——理性思维的发展。寓言产生在人类发展的第二里程碑与第三里程碑之际,对人类群体起了启蒙与桥梁作用。这是因为,寓言的寓体(即故事)连接神话(原始)思维;本体(寓意)连接理性思维。如:伊索寓言故事的主人公,动物占80%,神话人物占10%。世界最早的苏美尔寓言<狐狸求角>(狐狸向恩利尔神求角),庄子的开篇寓言<鲲鹏变化>,其寓体都是神话故事。但是,上述寓言的寓意是理性的,即用非现实的故事模拟社会现象,宣传理性思维的成果,宣传哲学道理。正如亚里士多德《修辞学》所说的,而“要发现模拟之点,哲学思维是必要的”。为什么要用寓言故事宣传理性思维成果呢?因为只有这种宣传,在当时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弗兰西斯·培根认为,在理性思维尚不发达的古代,使用寓言说理是一种大智能。他在《古人的智能》中说:“当人们的心灵仍然很原始,对于敏锐和思辨的事情未熟练甚至无耐性时,在某种意义上,是不可去接受那些不能直接刺激感官的事物的。”“即使到今天,人们要以新的光亮照耀人类的理解力,既要克服偏见,而又不至于引起争辩、敌意、反对或骚动,也必然要循着这同一的道理,即求助于寓言、隐喻或暗示的类似的方法。”中国的庄子也深谙此理,所以,《庄子·天下》说,因为天下不可与庄语,故必须使用“悠谬之说”、“荒唐之言”。
    现代人类已经进入文化昌明的时代,但是寓言对人类个体仍然有启蒙作用。由儿童到成人的思维发展,跟原始人到现代人的思维发展走着几乎相同的道路,即先发展具有原始思维特点的形象思维,而后发展理性占优势的抽象思维。幼儿阶段形象思维发达,小学、初中阶段是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的关键时期,所以这个阶段的语文课本中寓言故事非常多。中国著名翻译家叶君健说,一则寓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,从童年到老年。我的朋友、中国湖南省原文联主席作家谢璞对我讲过一个故事:有个青年人一心想当作家,而实际上他的才能不在文学创作方面;于是谢璞在给他的回信中讲了<刻舟求剑>的寓言。那个青年领悟寓言的意义,后来在别的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,终身感谢寓言给他的启示。

    寓言的启蒙作用与雄辩力量,使得寓言对教育影响很深。古希腊早就在教育中运用寓言。伊索寓言是学校教材,低年级用它启迪智能,高年级用它培养雄辩能力。欧洲从古罗马到现代一直继承这个传统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亲自为儿童编成《启蒙课本》(1872年),并说这是他自己最好的著作,“是我一生唯一的重要事业”。印度的《五卷书》是著名的儿童读物,相传它是毗湿奴舍里曼为教育三个蠢笨的王子而编写的。中国独立运用寓言教育儿童比较迟。受到西方影响之后,1900年才出现《中西异闻益智录》,1901年寓言才进入启蒙课本。现代,寓言在小学与初中的语文课本中占的比例非常大。改革开放以来的高考作文题,寓言式题型占了三分之一。

    三、 寓言是各种精神文化成果的重要载体

    人类创造的各种精神文化成果,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记录、传播、传承。人类各种精神文明的成果往往使用寓言作为载体与宣传工具。

    宗教家喜欢运用寓言。如佛经500多个寓言故事,都是宣传佛教哲理的。<猴子和鳄鱼>讲贪欲使人堕入苦海,只有智能、觉悟可以挽救人类;<瓮中影>、<猴子捞月>讲色即是空;<瞎子摸象>批评外道对真理的片面认识;<猫儿问食>讽刺世间的有为法。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道教及其它宗教也是一样。

    哲学家喜欢运用寓言。中国的先秦诸子非常重视寓言。如:《庄子》的<河伯与海若>、<丽姬悔泣>、<庄周梦蝶>等表现了等大小、齐生死、无物我的齐物思想。列子、墨子、孟子、韩非子等也是这样。西方哲学家也非常重视寓言。如: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、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寓言。德国的哲学家尼采着《查拉斯图拉如是说》宣扬其超人哲学,叔本华用<冬天的豪猪>表现其悲观哲学和社会主张。英国哲学家罗素、法国哲学家萨特等也是如此。

    寓言往往是反映并干预政治的工具。如:《战国策》的<鹬蚌相争>、<南辕北辙>都消弭了一场战争灾祸。韩国古籍《三国史记》中所记载的<龟兔之说>,关系到新罗国与高句丽国的命运;同书中记载的薛聪寓言<花王戒>,也具有“一言兴邦”的作用。刘基《郁离子》中的<狙公失狙>,反映了元朝末年全国即将爆发的起义形势。俄国克雷洛夫的寓言<狼落狗舍>,直接反映了抗击拿破仑入侵的1812年的卫国战争,受到库图佐夫将军的高度赏识。捷克寓言家恰佩克的《鲵鱼之乱》,预见并警告人们:法西斯主义将危害世界。

    文学与寓言有不解之缘。寓言不是纯文学,而是一种边缘性文体。寓言的故事部分是叙事的文学,但它不同于一般的故事,而是具有非人物情节或荒诞情节的以说理为目的的故事。寓言故事讲究寓意,以增加作品的深度,所以文学家们除了写寓言外,还喜欢在写别的作品时采用寓言手法。欧洲四大古典名著:荷马史诗、《神曲》、《汉姆莱特》、《浮士德》,其中有两部是寓言式的。《浮士德》的作者歌德说:“古人最高的原则是意蕴。”“就像寓言那样,其中所含的教训就是意蕴。”欧洲现代派文学作品大多具有寓言特色,现代派巨擘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等都是寓言。中国古代的许多著名作家都写寓言,如:曹植、陶潜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柳宗元、苏轼等的诗,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镜花缘》等小说,都有寓言色彩。韩国古代作家跟中国相似,如:薛聪、李奎报、李齐贤、成伣、金时习、林悌、朴趾源、丁若镛等都写寓言。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大都如此。王蒙、贾平凹、莫应丰、韩少功、史铁生等都是如此。史铁生的《命若琴弦》,以瞎子的命运象征人生,就像寓言一样具有哲理深度。甚至通俗的武侠小说也讲究寓意。如金庸的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<太极初传柔克刚>就是模仿《庄子》寓言<养斗鸡>而构思的。我们还看到,世界获得诺贝尔奖的文学作品很多是寓言。如:梅特林克的《青鸟》,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,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,泰戈尔、纪伯伦的诗歌。获得2000年诺贝尔奖的原中国作家高行健,也是以寓言剧《小站》而成名的。所以严文井《略谈寓言》说:现代的优秀作品大多具有寓言色彩。

    正因为寓言跟文学有不解之缘,所以对文学语言影响非常大。中国的许多典故成语都是寓言故事。如:揠苗助长、专心致志、鹏程万里、得心应手、游刃有余、朝三暮四、望洋兴叹、井底之蛙、呆若木鸡、杞人忧天、滥竽充数、刻舟求剑、掩耳盗铃、画蛇添足、惊弓之鸟、螳臂当车、塞翁失马、叶公好龙、螳螂捕蝉、对牛弹琴、杯弓蛇影、黔驴技穷等等。据说欧洲的典故与成语的主要来源也是《圣经》与寓言。如:The crab and its mother(母蟹与小蟹),比喻说话容易做来难;The grapes are sour(葡萄是酸的),比喻不服输而找借口。

    寓言不仅与人文科学关系密切,而且与自然科学有关。寓言所昭示的哲学道理,当然既可以适合人文科学,也可以适合于自然科学。即使寓言的故事,也往往与科学有吻合之处。17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,曾经把伊索寓言<农夫与他的儿子们>跟欧洲中世纪的“炼金术”对比。他说,炼金术并没有点石成金,却发现了无机酸,促进了化学的发展;正像农夫的儿子们没有发掘出宝物,却深耕了大地,获得了葡萄的丰收。我的朋友欧阳维诚写过一本《寓言与数学》,分析了100篇寓言的数学内涵。如:《魏书》中的<折箭>故事说,吐谷浑国王阿豺有20个儿子,他死前召集子弟,先叫弟弟折断了1支箭,再叫弟弟折19支箭,弟弟不能折断。他于是说:“单则易折,众则难摧。”为什么不是折20支箭,而是折19支箭呢?这是因为19支箭恰好围成1个紧密的大圆柱体。为什么19支箭折不断呢?这是因为折断19支箭所需要的力量,根据力学计算,是折断1支箭所需要的力量的625倍。另一方面,某些著名的科学故事,也蕴含着寓言式的哲理。如:相传古印度的国王塞拉木非常迷恋象棋,他要奖赏国际象棋发明者谢塔,问谢塔有什么要求。谢塔说:“我只要求在棋盘的第一格放一粒小麦,第二格放2粒,后面每格都放上前一格的2倍,一直放满64格,把这些麦粒奖赏我就够了。”国王爽快地答应了。结果,国王根本达不到要求。因为需要18,446,744,073,709,551,615粒麦子,才能装满棋盘的64格。如果建一座高4米、宽10米的麦仓装这些麦子,那么麦仓的长度就是地球赤道长度的750倍。这个故事不仅形象地说明几何级数增长的科学道理,而且也像寓言一样讽刺了(国王)的轻率,阐述了某种生活哲理。

    四、 寓言是展示各民族文化特征的橱窗

    世界上历史悠久古老而又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有三大体系。一是发源于地中海的欧洲文化,一是发源于印度的南亚中东文化,一是发源于中国大陆的东亚文化。世界寓言也有三大体系,以古希腊、古希伯来为源头的欧洲寓言体系;以印度为起点的南亚中东寓言体系;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寓言体系。不同文化体系的寓言,体现出各自的文化精神。

    世界不同的传统文化,各有不同的特点。这些特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。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在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中曾经从意欲的角度进行阐述,提出了“文化三路向”学说。他认为,西方文化以“意欲向前”为根本精神;印度文化以“意欲反身向后”为根本精神;中国文化以“意欲自为调和持中”为根本精神。我们可以举出以鸟类弱肉强食故事为寓体的寓言,印证粱先生的观点。古希腊的赫西俄德《工作与时日》的寓言<鹞子与夜莺>,鹞子对夜莺冷酷无情,用威胁回答夜莺的哀求,表现的是无情的竞争,体现的是海盗式的商业文化精神,意欲向前的文化精神;古印度的佛经中的寓言<尸毗王救鸽>,国王为了救助鸽子,竟然把自己的血肉之躯施舍给饿鹰,表现的是提倡布施、追求解脱,体现的是耽于幻想与宗教的森林文明精神,意欲反身向后的文化精神;中国诗人曹植的<鹞雀赋>,鹞子在麻雀的哀求下产生恻隐之心,放了麻雀,麻雀回家与妻子团聚,还夸耀自己能说会道,表现的是中庸之道和家庭意识,体现的是农业文明精神,意欲持中的文化精神。

    韩国金泳教授在《由韩中寓言的比较而引发的一个思索》中说:“我们可以说,与欲望有关联的寓言是了解亚洲人价值观念与社会伦理的一把钥匙。对于人类欲望的观点,东西方有极大的差异。”“韩国寓言与中国寓言都较好地展示出对人类欲望的东方式认识。”他举了韩国寓言<鼯与鼋>、<酒蜂说>与中国寓言<渔翁得利>、<猩猩好酒>,说明东方寓言警告人们不要贪欲。韩国李奎报、成伣等的寓言也表现出同样的价值观念。

   一则成功的寓言往往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精神。《列子》寓言<薛谭学讴>的寓意是天外有天、学无止境,它特别强调尊师,甚至说“终身不敢言归”;《列子》寓言<九方皋相马>,写九方皋善于寻找千里马,但是却忽视马的性别与颜色,把黑色的公马说成是黄色的母马,强调“遗形取神”;《淮南子》寓言<塞翁失马>,写失马带来福,获得马带来祸,表现“祸兮福所倚,福兮祸所伏”的祸福转化观念,听从自然而不作主观努力。这一切都是